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已经进入深水区，一是因为前所未有的中国政治传播实践迫切需要成熟理论的有效指导，二是因为以政治学和传播学为主力军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乃至一些相关的自然科学齐聚当下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所谓深水区之“深”，意味着诸多的深度难题呈现在研究者的面前，比如，在宽泛无边的政治传播领域中具体研究对象的选择等。但是，在笔者看来，目前遇到的难题，是政治传播研究的思维范式和方法论问题。思维范式和方法论的不得体，导致诸多的研究浮在面上隔靴搔痒。
从现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状貌上看，一方面，政治学范式方法与传播学范式方法各领“理论战略”与“策略技巧”之风骚；另一方面，恰恰因为这种范式与方法的壁垒和局限，导致了政治传播研究进入深水区而又陷入深水区。事实上，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这种范式与方法的局限性是不能依赖自身而超越的，这个时候，需要的是超越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哲学思维范式和方法论。或者可以换个角度表述为，只有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审视政治传播研究中遇到的难缠的问题，才能使研究做到逻辑自洽论证清晰。适应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哲学范式方法很多，这里就笔者观察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所急需的三种思维范式简略论之。
内容与形式辩证统一的思维范式
哲学中的内容与形式，不仅是用来指称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结构形态的关系范畴，更重要的是人类头脑中掌握世界的思维范式。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或困境，就是政治学和传播学相互缠绕在“政治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割裂之中。一方面，政治学认为政治传播是传播政治，离开政治就无所谓政治传播。在政治传播中，政治是主体，政治传播的内容要依赖政治学来提供。传播只是工具，是形式，而内容为王。因此，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必须仰赖于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传播学认为政治传播的“落脚点”是传播，没有传播，政治也就原地不动死水一潭，所以，政治传播应在传播上猛下功夫。
这种缠绕和撕扯的结果是，在政治传播的研究中，政治学施展身手却并不顾忌所说所论是否便于传播，很多时候是高调自唱自言自语，抽象而高远的高谈阔论只飘荡在自己的耳旁；而传播学，则不太顾忌自己传播的究竟是什么，比如，可能连学者自身都没有吃透其精髓的“中国梦”、“一带一路”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传播学研究者用数以万计的所谓学术论文诉诸同样数以万计的“策略技巧”而传播，蔚为壮观的景观之下是冷冷清清的传播效果。
从哲学上讲，这两种情况当然都是未能正确理解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或至少说，不能用内容形式相统一的哲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来思考和把握政治传播。针对政治传播具体而言，内容决定与其内在一致的形式这一原理，决定被传播的“政治”有其本身内在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学在政治传播中的“使命”决然不仅是研究内容，而是同时研究内容和形式。同理，传播学亦然。内容本身“无理”，说得再多再好再花哨也不能使之变为“有理”。固然对内容有反作用，但是，形式却不能脱离其内容而被随意“创造”。故此，传播学更应注重对政治传播内容的深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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