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持续升温，可谓成果斐然。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以多角度多学科深入到问题本质，跨学科的研究机构与硕士博士点的设立又为其提供平台与人才。
基本状貌
第一，研究机构增加与学科建设铺展，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方兴未艾。截至2015年底，全国政治传播的专门研究机构已有4家，分别是华体会娱乐场
政治传播研究所、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传播研究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两岸四地政治传播研究中心。与之相应的是，政治传播的学科建设进展突出。截至目前，已有华体会娱乐场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5个政治传播的博士点，硕士点就更多。其中，研究机构与学科点开展的定期不定期高端学术论坛影响力甚大。如华体会娱乐场
举办的“首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举办的“第二届政治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均反响热烈。与学科教育同步的是教科书的出版，如《政治传播简明原理》（荆学民著）和《政治传播教程》（郭晓科主编）。
第二，学术著作与学术论文的关注点。以“中国知网”为检索工具，2015年，仅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以“政治传播”为文章关键词的学术论文达231篇，其中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上的多达105篇，处于历史高点。通过对这些论文的梳理归纳，研究主题从多到少排序为：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政府政治话语研究、政务微博微信研究、领导人形象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国家形象研究、舆论引导研究、大数据研究、公共舆论研究等。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上述文章有超过70篇直接与新媒体有关，反映了聚焦新媒体的政治传播研究潮流。还有一个现象是，政治传播的策略研究成为研究主线，其中又以政治话语策略占多数。从论文选题趋向看，领导人形象研究、大数据研究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是2015年的热点。
研究成果创新点
第一，不断拓展拓深，夯实政治传播的基础理论。有学者聚焦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总体，提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必须实现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确立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基础、轴心与边界，并在方法论上把握政治传播研究的超验与经验、内容与形式、战略与策略、理论与实证的辩证统一。有学者立足“全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发展，认为传统政治传播的倡导者不再具有绝对优势。政治传播的中介转为平台的提供者，通过公共空间的搭建，使各类致力于改进民主政治的努力得到实现。因此，政治传播将走向更日常化、更透明、更混杂和更具参与性的未来。
第二，挖掘经典著作，为当下研究提供支持。有学者重返经典研究，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传播思想的阐述，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传播必须是科学的、真正无产阶级性质并一定与社会物质条件变化相联系。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思想，政治传播者需要具备智慧、思想、风格、知识四方面素养，要具有持久的政治传播毅力，不为一时一地的成败所左右。
第三，关注时代大事件，诠释好中国故事。随着“习式外交”风靡全球，国际政治传播研究聚焦中国特色外交。有学者认为，习近平的对外传播思想以党和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三者的协同重构了对外传播的主体，“命运共同体”战略促进了共识，文化与文明的交流和新兴媒体的利用都是其中的重要环节。有学者就此深究，作为共同体间的政治传播，主要还是政治价值的输出，因此国际间政治文明的传播与相融，需要形成“共振”才可能实现。这一共振在于化解政治发展道路的“国别特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如何相融之困境。
第四，问题意识更加自觉，研究触角伸向行政决策领域。有学者认为在网络政治传播中传播模式存在输入与输出的“不均衡”困境，网络的即时需求过量与政府决策输出能力不足相矛盾，只有民众素养提高和政府能力提高两手抓，才能缓解这一不均衡。有学者认为，要突破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博弈的状态，官方话语需要善用民间强符号。有学者提出直线模式、压力模式等七种政策解读传播模式，来规范信息发布及受众回应的评估指标与方法。
第五，实证研究更加精细化。政治传播的实证研究近年来一直很热，相较于前几年热衷于研究公共舆论在监督政府和塑造新型政府与民众关系上的作用，2015年的公共舆论研究则更强调其失序极化和非理性的一面。有学者分析了地方官员“脸谱化”现象，发现官方传媒对地方官员“正名”的力度越大，社会舆论对地方官员“脸谱化”现象的认同度反而越高。有学者实证研究后发现，新媒介对政府的信任有着显著的负相关。网络舆情的联想叠加能使议题序列化、集中化呈现，不断衍生出新的热点，延长事件的兴奋周期。学者指出，类似科普类媒体和论坛类媒体的微博账号中已经出现了对民众信源的偏向，这种偏向加速了对民众的赋权，可能加剧谣言等负面信息的传播。也有学者用实证方式从政治信任的视角试图对公共舆论的负面倾向进行解释。
第六，回顾中国历史时期的政治传播研究，展现其时代借鉴意义。有学者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实践总结出政治对政治传播效果的制约作用，认为政治传播以社会共享的政治文化为基础，依赖于政治创造的宽松言论环境，且政治文明特质及其发展水平决定政治传播的水平。有学者认为，宋代榜文实现了中央、地方官府与吏民之间的政治信息传播，是政治传播的典型形式；甚至认为殷周青铜器既是沟通人与神的媒介，又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象征物，更是政治治理的工具。还有学者认为，清末官方政治传播的困境在于老旧却成熟的政治传播体系阻碍了清廷的变革，核心思想观念的迷失使得官方主流话语边缘化。
评析与展望
2015年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中，研究者的深层价值取向与思维范式上的错位，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传播策略的向下倾斜与对公共舆论批判的错位。一方面，在政府传播和舆论引导过程中，研究者强调汲取网络草根文化，多用接地气的方式与平民化的思维提升政府政治传播能力和舆论引导水平。但另一方面，对公共舆论特别是网络公共舆论的负面批判却如火如荼。这种情况反映了政治传播研究者希望官方政治传播和民间政治传播都向中间靠拢的愿望，也反映出一些研究者在研究思维和研究阶段上的错位，说明了政治传播策略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作为一种政府决策和行政行为，政治传播策略如果仅以传播技术和传播技巧为突破口，无异于纸上谈兵，只有从政治学视角解析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深层结构与相关问题，才能准确把握研究问题的突破口，客观有效地把包括政府传播和舆论引导在内的策略研究做好。
第二，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与国内政治传播研究价值取向错位。其一，国际政治传播研究重理论轻实证，国内政治传播研究重实证轻理论，理论与实证辩证统一的思维范式未能贯通。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迅速确立和领导人的外交风暴，国际政治传播的理论建构是完全必要的，但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对策相对空洞。国内政治传播研究则急需理论研究特别是政治学层面的理论研究，以对中国政治生态有基本把握。其二，国际政治传播研究重国家视角，国内政治重民众视角，国家与社会内在关系的政治学原理运用未能贯通。尽管两大领域的公共外交成为当前国际传播的主流，然而很少有基于民众视角的研究，如果有也是从国家战略高度去研究。而国内政治传播研究则多重视民众视角，而忽略了政府体制对事件的影响。
总体而言，2015年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是可喜的，有着极强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这也决定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 作者单位：华体会娱乐场
政治传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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