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在彼此认知上，有矛盾和视差。存在一个老问题：对于在纽约时报广场反复播放的《中国国家形象人物篇》，美国公众只认识姚明，不明白这么多人同时出现想表达什么。出现一个新现象：因为视中国为他者，在西方舆论场，中国的崛起受到敌视；而作为“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的崛起则是“民心所向”。对于中国国际传播中反复碰到的这种隔阂和痼疾，技术提升和增加数量已不重要，关键在于文明和审美的问题。
身处终生学习的时代，固然学校教育不能为这种脱节承担全部责任，但从根子上审视高校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方法、制度、思维和价值观已刻不容缓。传播力决定影响力，掌握道德主动权是获得影响力的途径，国家形象的加分可以增加政府的政治资源。在后工业化的信息时代，所有人都是舆论之河上的船，中国要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要在国际传播力上下功夫，将冷硬的信息知识，转变成记载大千世界里活泼生动的人生百态。
为此，需要在学习过程中进行七方面的跨界融合，在技巧和能力之外养成文明通达，以对接现实要求，适应当前国际传播规律，增强传播力。
一、跨国界
进入新世纪，出现全球政治觉醒、全球性问题、全球新边疆、全球力量转移的大趋势。尽管这是一个拆除西方利益中心的过程，但在组成宏大场景的个体事件表述与消费上，发达国家仍将继续设置全球议程。究其原因，除了西方国家在整体实力、传媒格局、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层面的优势外，其全球意识特别值得借鉴。比如，作为一家国际新闻媒体，CNN特别注意去美国化，它甚至对使用美国中心主义的词汇如“外国”的驻外记者进行罚款。在以宇宙学领域的计数单位来表达的信息流面前，没有全球意识和总体观，就无法把握和报道有价值的新闻。
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与国内事务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为了获得相互依存的好处，就要承担相应的压力，避免虚骄和狭隘，兼顾自身的利益和责任；同时，人类社会日益复杂化，国家行为已经不是一个若有全有、若无全无的命题。若凡事都以我为主、自我称义，总是把自己看作是善意的，就可能忽略、淡化或不理睬其他国家和民众的感受，进而会在客观上造成一种傲慢的形象。
为此，需要培养“三大洲人才”，即学生在校期间有多个洲际访学经历，以培养开阔而全面的国际视野。这可以通过教育资源国际化，如通过跨国双学位、国际院校互认学分、海外分校学习、海外短期游学等方式，使学生能身临其境体验异域文化以培养国际化视野；也可以开展多渠道海外实习，如与国外新闻机构合作，培养学生在陌生环境和文化中工作的技能，获得在异国从事新闻报道的直接经验等。
二、跨问题
梁漱溟曾言：没有学问的人并非肚里没有道理，脑里没有理论，而是心里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学问和事功都是等而下之的。
进入复杂化的时代，充分报道未必能够披露出事物的真相及其关联。为此，在注意引导学生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探索的同时，更要注意跨问题思考的能力，因为不同问题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某些口号相似、内容雷同、列队式的视听轰炸源于对问题认识的浅薄；某些系列报道、全媒体呈现却于现实无补，则在于无法成熟而独立地思考，无法以强大的逻辑能力发现问题之间的联系。
实际上，对于传播而言，媒体只是修辞工具，问题才是核心。时刻注意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联，才能以信息模式的综合报道，平衡故事报道单一的缺陷，避免宣传气息和政治知音体。
三、跨语言
中国国家形象一个不可忽视的缺陷在于，在不少当初“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其国民对中国的印象仍停留在上个世纪。在全球公共领域中，这部分人群的影响力并非可有可无。而且，基于共同发展的目的，在加强对第三世界传播的同时，也要注意传播第三世界。如果说对西方是消除误解的话，那么对第三世界是消除漠视：不忽略“生僻国家”，因为每一个被忽略的角落，其实都隐藏着视线之外的风险。这就要求学生在熟练运用一种国际通用语言的同时，能够用某种第三世界的语言进行工作——各个高校外语学院普遍存在的小语种专业教学可以为此提供便利。
四、跨学科
目前高校主流的、源自工业化时代的学科划分，多是画地为牢，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信息社会。
传播是很多学科都研究的对象，多学科的人际、组织、群体传播或者是媒体传播研究，以及与传播有关的技术、经济、文化、历史、哲学等研究，构成了传播学发展的图景。因此，要打破学科边界，体现学科交叉，进行多学科复合培养：新闻学与其他学科平等的联合培养模式或新闻学主导的多学科联合培养模式。相关科技素养也无法忽略，因为世界面临的每一项挑战，从军控到环境治理，都涉及科技，同时，每一个解决方案也都离不开科技。
就相关教师而言，对国际传播学科的概念、范畴、领域、评价体系、理论工具与方式方法的研究和教学固然重要，对其他学科的涉猎也绝不可少。
五、跨文化
每个国家都有富于自身特色的文化。这些文化之间有其相似与相异之处。如果缺乏切身体验与认知，基于一种文化的褒贬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走样，比如，中西方对龙（dragon）是吉祥动物还是邪恶怪物有截然不同的认知。
同样，因为跨文化的原因，国际传播的受众也往往与传者的价值观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传者不考虑受者的立场和底线，很多事情就是鸡同鸭讲，无法沟通。甚而，中国在国际信息传播中还存在被误解、被防范、被拒绝的情况，最终导致形成了刻板印象。
理解受众的文化和价值观，并用他们听得懂、愿接受的话语进行沟通，是有效传播的基础。因此，大学期间，应该注意培养学生对世界各种主流价值观及话语的研究和认知，促其在未来处理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信息传播时，能够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境界，进而与受众建立信任，使相关的信息与解释入耳、入脑、入心，使其从知晓到喜欢，增强对中国的好感。
六、跨媒体
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及互联网世界分享的特点，打碎了旧世界、旧文明的基石，某些社交媒体已经成了跨国信息集合中心。在这样的时代，你可以控制给予人们什么，却无法控制人们主动寻找什么。
微信时代，众声喧哗，信息浩荡，不管是视之为洪水猛兽还是人类福音，自媒体都会把各种言语不加选择地向全社会传播。这就要求学生掌握以Web2.0为基础的社会新闻交流方式，聚合网络社群，推进公共交流。而因为教师知识更新速度慢、业界引进的力度不够等原因，目前的学校教育过多聚焦传统媒体。这就需要通过自身造血、引进外援等方式来加以改革。未来的国际传播者，掌握的传播渠道种类越多，传播效果就会越好。
七、跨部门
国际传播（外宣）要与外交、外贸、外联、外援等领域结合起来，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国内与国外结合起来，彼此吹风鼓劲，获得1+1＞2的效果：发挥政府的导向优势、行业的资源优势、媒体的业务优势和高校的教研优势，四位一体，舒缓国情与象牙塔的碰撞，化解“好论天下事，高而不切”的问题，培养与时俱进、与世推移的接地气的人才，提前熟悉并掌握工作中必然碰到的“分寸感”和“度”的问题。
知为行先，但无疑，知易行难。这样的跨界培养，会非常辛苦，且很难通过填鸭式的培训去完成。然而，对于病灶重叠的中国国际传播来讲，舍此并无他途，表面性的、装饰性的小打小闹已无用处。对此，学生要认识到“有一天要点燃闪电火花的人，必须长时间做天上的云”；而为师者，更要把握好调整的力度、方向和节奏，从课程设置的七巧板式的移植进入七个跨界融合的状态，从偏重工具理性走向注重沟通理性，从而使中国国际传播人才获得通过文化和道德力量实现政策目标的能力。
* 作者单位：华体会娱乐场 传媒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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