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文艺美学：从奠基走向深化之途》的节选，全文详见《现代传播》2015年第7期）
经过几十年的开拓性的研究，文艺美学已经基本上确定了作为学科的地位。前期关于文艺美学的研究论著，多是研究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等，尽管仍有很多分歧观点，但文艺美学的奠基阶段已经完成，现在应该进入到深化阶段了。文艺美学的深化，对于美学的整体格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奠基到深化，超越学科意识而以文艺美学作为方法论，从具体的艺术审美经验进行审美抽象，这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恰恰是审美抽象的产物，对于文艺美学的建构，有不可取代的重要资源价值。
一、文艺美学的奠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
文艺美学在当下美学发展中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功能与担当。从学科的形态而言，美学都算是很年轻的，文艺美学的崛起更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李长之、王梦鸥等先生虽然很早提出了“文艺美学”的概念，而作为学科的自觉，恐怕要到胡经之、周来祥、杜书瀛、曾繁仁等美学学者在上个世纪后20年的倡导和践行。在国家的教育体制中，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这已经是很稳定的了。若干著名学者撰写的专著或教材，为文艺美学创立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使之作为学科的性质和形态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彰显。进入本世纪以来，更有许多卓越的中青年学者就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研究对象等学理性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使文艺美学在美学研究中的份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当代美学研究的学术格局中，其他的美学论域如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生态美学、生命美学等等，都没有像文艺美学这样获得一种学科的“身份”。对于当下的美学研究来说，尤其是中国的美学界，文艺美学是一支主要的“劲旅”，这是客观的事实。
从文艺美学自身的情况看，作为学科的初期阶段，本世纪之初的几年，辨析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等问题，这是文艺美学作为学科的逻辑起点，是文艺美学得以确立的关键所在。这可以视为文艺美学的初期阶段，也是文艺美学奠定基础的阶段。文艺美学之所以诞生在中国，一是有赖于若干中国美学家如胡经之、周来祥等人的开创之功；二是中国文艺理论那种非常丰厚的土壤。
文艺美学作为新的理论形态，足以摆脱传统文艺学的套路，而标志着历史性的转折，对于美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也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这要从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上予以认识：文艺美学是一体化地研究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规律的。这个“一体化”，一是要更深刻地认识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共通的审美特征，二是要更加深对文学的艺术性的理解。
近年来文化研究等对美学的介入势头强劲，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在美学领域有广泛体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美学，而其实并未使美学得到学理上的深化与提升。文艺美学已有的理论成果，已经使美学得到极大的充实，而且沿此方向的理论研究，对于美学的发展来说，可能具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除去学科的意识之外，我们能否将有关文艺美学的观念再放开一点，不仅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待文艺美学，而且是把文艺美学作为一种开放的方法论，也即意味着是以其作为眼光，来观照或提升有着的文艺理论的文献资源，如此可以更为广泛、更为丰富地提炼出文艺美学的内涵。我以为如此才能真正把文艺美学研究引向深化。
二、文艺美学的深化：沟连传媒艺术与古代文论
深化文艺美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关注当下的文学艺术生产的现实，关注文学和艺术的新的形态、新的存在方式，发现、研究这种新形态下产生的新的审美特征。
电子传媒对文学艺术的冲击是巨大的，视觉文化的提出，也正是由于电子传媒所生产出的海量的图像信息对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的深刻影响。在我看来，电子传媒的大行其道，并没有给文学带来灭顶之灾，而是带来了更为明显的形态变异。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图像，是不可能脱离文学的支撑作用的。电子传媒整合了多种艺术形式，并由此产生了新的审美特征。我提出“传媒艺术”这样一个新的命题，对传媒艺术的内涵作了界定，并提出了“传媒时代文学与艺术的深度融合”的观点。我认为这是文艺美学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需要关注和跟进的。
既是着眼于当代的文艺美学，那又为何如此看重古代的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我以为这二者之间并不互相矛盾或冲突，而是可以互补，相得益彰。文艺美学研究的目的应该不仅在于学科自身，应该对于当代文学艺术的审美创造和批评有更鲜明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我的感受中，古代文艺理论的诸多命题、范畴等等，都是活着的，而非死的，它们在当今的文学艺术创作和鉴赏批评中都成为鲜活的存在。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应当有充分的“理论自信”。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于作为灿烂的中华文明的主要成分的文学艺术史来说，起了不可分割的支撑作用，可以说，没有这些文艺理论作为那些文学家艺术家的创作意识，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文学艺术史的现有的独特风采。
三、文艺美学的前景：作为一种开放的方法论
古代文艺理论的经验性质是连接古典与当代的关键性要素。深化研究是以前一阶段的理论界定为其出发点，但不要再停留在学科边界的辨析上，而是应以文艺美学为方法论，或直白地说，就是以文艺美学为一种眼光来分析、把握大量的文艺理论的资料、文献，从而进一步发掘其中蕴含的审美方面的理论价值。一个值得重视的认识是，以往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西方文论与美学长于思辨，有严密的体系，有很强的哲学性质；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则以经验和感悟为主要形态，基本上是散在的描述性的存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看似较为零散，表现出经验描述的性质，而从文艺美学的角度来看，却是以范畴序列的形式显示出其深度的体系性。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以范畴或命题见长，无论是诗论、词论，还是画论、书论，都有相当多的范畴或命题。最能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出中国美学的性质特征的，正是这些范畴或命题，这些范畴与命题更多的不是从哲学观念出发来概括文艺现象，而是文学家或艺术家从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经验中加以升华的。它们与艺术实践的关系至为密切，而且带有非常丰富的创作信息。更为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范畴或命题，往往并非一般性的艺术经验的概括，而是卓越超群的杰出艺术家对于创作出艺术精品的“高峰体验”的理论升华。笔者甚至认为，一般美学与文艺美学的区别，从思维方式上，审美抽象与逻辑抽象的差异最能体现之。
文艺美学超越了初始的、奠基的阶段之后，其自身有一个如何发展、如何深化的问题；对于美学的整体格局而言，有一个如何发挥文艺美学的功能的问题。我坚持认为，对于美学研究的推动，文艺美学应该是首当其冲的。传媒艺术作为新的艺术表现的整体概括，应该成为文艺美学的重要内容，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则是以其异常丰富的审美经验，为文艺美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理论资源。审美抽象作为文艺理论的思维方式，是可以“直通”文艺美学的。对这个问题的连续思考，是可以在美学理论上有所创新的。
* 作者系我校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美育与文明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