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荆学民教授：开创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派

编者按：

今年5月16日，首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在华体会娱乐场 成功举办，80余位业界、学界知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共同探讨交流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实践重大课题，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建言献策，谋划未来，取得了丰硕成果。论坛组织者华体会娱乐场 政治传播研究所及其团队，以扎实推进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为契机，搭建学术平台，培养团队人才，推进学术创新，发表学术成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总结研究所及其课题团队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形成的研究格局与特征，规划未来研究方向，走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研究之路，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特别委托白文刚博士对华体会娱乐场 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课题首席专家荆学民教授进行了学术专访。现将访谈内容摘要如下：  

学术研究转型顺理成章

白文刚：荆老师您好！在转型从事政治传播研究以前，您已经是国内信仰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完全可以凭借本研究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是什么促使您决定要转换领域，从事政治传播研究？考虑到政治传播与您先前的研究处于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而您当时并不能算很年轻了，这种转型的勇气来自哪里？

荆学民：你说得对。我是哲学出身。在转型从事政治传播研究之前，我长期从事信仰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国内有一定的知名度。之所以决定转型做政治传播研究，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学术判断：即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亟需建立与之匹配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因而中国的政治传播必然会受到学界的日趋重视，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大放异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创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越来越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和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可以说，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已经构成了人类政治文明中吸引世人瞩目的壮丽景观。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与理论却与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与需要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对外来说，与我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成就与日益提高的国际政治地位相比，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严重不足，在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没有应有的“定义权”和“议程设置”机会，国家形象更多地处于被“他说”和“他塑”的状态，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对内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的巨大变迁与公民政治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原有的主要靠“政治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传播的有效性已经大打折扣，其模式、理念、途径与策略都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新时代政治发展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总结、提升、构建和传播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建构与中国实力与政治文明发展相匹配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研究也自然有广阔的前景。正是基于对中国政治传播意义和前景的判断，我才毅然转型开始从事政治传播研究。

至于学科背景对转型的影响。我觉得更多的是有利因素，而不是困难。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学的专业就是哲学。1982年毕业之后一直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有一段时间涉足美学研究。从1986年在《哲学动态》发表第一篇关于“信仰”的学术论文起，到2008年为止的20多年里，我的研究几乎都是围绕“信仰”这一关键词展开的，以致于提到我的名字，学界就知道我是研究信仰的，而提到信仰研究，学界也自然会想到我。

我在对信仰的研究中，非常重视与中国社会的变革与问题相联系，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其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由于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论文的目的就在于探讨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下如何通过重建信仰来克服社会的信仰危机。 论文于1999年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受到了学界的好评，《哲学研究》曾发表书评高度评价了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提及此事，目的是说明我此前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来就与政治传播有一定的联系。信仰是一种观念，中国社会的信仰重建，显然离不开特定政治观念的传播。因此可以说我从信仰研究转型到政治传播研究是有其内在可循的学术逻辑的。此前的研究为政治传播的研究奠定了某种基础。这是其一。

其二，我认为长期的哲学研究，为我转型从事政治传播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哲学高度与深度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表达方式用之于政治传播研究的优势，是仅仅用传播学和政治学的理论与视角来研究政治传播所难以达到的。我转型研究政治传播以来的成果得到学界的关注与认可，恰恰与哲学学术训练带给我的研究视角与理论高度以及深度有直接的关系。其中第一篇文章《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在《现代传播》发表后，迅即被《新华文摘》转载，此后的论文也几乎都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或做了论点摘编。包括拿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都与这种建立在哲学高度上的研究特色有直接的关系。

其三，除了专业、视野方面的优势，我可以说在长期的信仰研究中，建立了自己研究学术的信仰。当你有了学术信仰之后，对于自己从事的研究就有了坚定的信念和充分的信心。有了这三个“信”，在学术追求的道路上就不会犹疑，就会有足够的勇气。我转型从事政治传播研究，除了敏锐的学术判断，就是有学术信仰作为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