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曾爆发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因此从历史节点出发，历史学家常常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间)作为20世纪的开端。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如何回顾这场战争还能够被阐释的意义？自2013年开始，在地处当年重要战场的法国北部重镇梅斯，洛林大学人文学院媒介化研究中心便着手筹备一场主题为“物品的生命,战争记忆”的跨学科国际研讨会。
近一百年后，人们发掘战场遗址时的发现成为这个选题的缘起：在遗址现场，一个当年参战的法军士官的遗物被发现，包括钢盔、圣牌和徽章等。从遗物的象征价值出发，人们可以想象物品的生命连接着政治的、文化的、情感的意义，历史记忆的维度被纳入集体延续的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可通过跨学科的传播学视角，将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的观察纳入其中，思考战争的遗留物在记忆、证词和历史当中如何延续，或是从物品本身的技术维度探索战争的组织方式和物质手段，或是从物品在时空中的周转探讨物品的挪用和循环模式，由此反思物品的历史如何折射人的历史，物品如何转化为公共记忆以及物品循环与历史观的对应等。
方法论创新的实质是观照历史文化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人文学科的发展始终处在方法论的挑战和创新的旋涡之中。洛林大学人文学院媒介化研究中心设置的会议议题亦反映了这一趋势。简言之，有三点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意义的延展性。今天人们对历史性事物的认知不再拘泥于一种固定的学科视角，而是把意义当作旅程，通过让历史活起来的进行状态涌现出新的意义和意义的认知方式，其中物品细节所负载的意义转换为一种研究视角。德国史学家耶尔恩·吕森曾说过:“当马克斯·韦伯阐述他关于理性化普遍进程的著名论点时，他谈到了‘祛魅’，因为就指向了人们对于无意识的日渐增长的意识。正如哈贝马斯最近所描述的，意义的源泉已经干枯。历史学家无法创造价值。正如韦伯所说，他们不是先知，他绝对说得不错。历史学有创造意义的任务，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它无法创造，它只能转换意义。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意义的源泉中缅怀过去。在过去的意义之中，可以看到我们拥有什么意义的和内涵的源泉。我们要保存过往创造意义的产物，使之有助于当前的生活。”正是在全球化之后,历史叙事才有可能跳出线性的视角，希望有一种更宽广和更细致的认知方式，而这就需要重新挖掘和认知历史环境的物质性。
第二，视角的微观性。大约自20世纪60年代起，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开始向非宏大叙事转向，这一学术转向与文化人类学的崛起有关。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其名著《文化的阐释》中提出，意义是一个网状结构，细节与系统相连；从现象入手形成解读的脉络并由此形成被后人膜拜的 “厚重描述”，有力地呈现从细节出发产生的意义的研究价值。之后出现的后现代史学观，往往侧重于文化史与微观史相结合的视角。从微观史的初衷来说，人们认为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解释历史的企图已不再让人信服，而希望通过平常、平淡的细节触摸历史脉搏，让历史成为可被人们感知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突出或放大人或物的细节意义以不断重复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或更新人们对历史的感受，虚构性质的文学或艺术叙事的成就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如当年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和今天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战马》所折射出来的一战历史。
第三，学科的交叉性。以跨学科的视角透视研究对象，并充分呈现其断面肌理。这基本符合传播学本身的特征，即强调和重视学科视角的断面性和交叉性，通过不断挪用和借用其他学科的学术资源来论证自身的学术正当性。这个逻辑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传播学的媒介史研究本身是社会史的重要部分，这个研究对象不能被简单地归类为上层建筑从而被纳入一种纯粹理性的演绎，而是一种与当时的物质环境、物质载体本身有共生性的复合性质的对象。因此，对文化符号的研究和对社会整体的研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复合性质的研究本身是后实证主义的一种新形态，虽然在这其中不能排除学科和学术的分工。
这种方法论的创新，其实质在于把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上升到历史文化的系统观照。吕森是这样概括的:“历史文化有着三个维度：认知的、政治的和审美的。史学理论主要涉及认知的维度。在最近10年或者20年中，它超出了认知的维度，而接近审美的维度，谈论起来了语言、诗学和修辞。可是审美不仅只是语言，它还包括先于语言的经验和交往的元素，某种类似于视觉和感官知觉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在和历史相关的视觉范围内什么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对历史意识的美学、主要是历史的视觉经验开始进行基本的研究。”在新方法论的引导下，人们通过史料发现的物品细节去探索新的意义生产的解释程序，从而让“意义”的客观性给人更多的启发以还原历史的丰富性和整体感。
启蒙的双重性与个人的自主性
为什么历史有魅力?“过去是引人注意的。它已经逝去但还是存在于现实。所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我们无法让自己平静。过去总是一再地被现在化、被诠释、被改头换面地诠释、被占有、被排斥、被清除、被拉回到近处、被崇拜、被谩骂、被具体化。即使我们忘记过去，它仍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它甚至经常违背我们的意志，自己将自己现代化。它可以像负担一样伏在我们的肩上，而我们更愿意将它抖落下去。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过去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吕森的阐释让我们在历史的荣耀和历史的累赘之间徘徊。事实上，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和思考受制于两种牵引，一种是立足现实的追根溯源的主观意图，一种是史料发现的意义线索的开放结构。而要从媒介传播史的角度研究历史，无论是方法论的更新，还是后现代史学观的加入，亦是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以延续历史的叙事或扩大历史叙事的可能性。
从后现代史学观来看，20世纪的战争浩劫和制度悲剧似乎要归咎于启蒙运动的理性自负，认为存在着作为时间中的变迁和发展的一个统一体的“历史”，或者声称掌握着历史的规律，从而导致工具化和行政化的暴力联盟。针对这一诘难，美国史学家伊格尔斯说：“启蒙运动确实有两重性，即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以及它的合理的计划与控制的信念。可是，强调启蒙了的个人的自主性，也就预设了要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专断的权威和全面的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历史学追求规律的实证科学还原为追求意义的阐释科学，把历史研究包括媒介史研究的抽象性和理想性转化为一种多重性和多学科性，不失为开放性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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