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海发布”与“澎湃新闻”的有机互动
据统计，在46篇报道中“澎湃新闻”共有4次明确提到了“@上海发布”。然而从整体上看，“@上海发布”对“澎湃新闻”来说并不只是简单的“信息来源”，两者的互动也并不仅限于在报道内容上的“引用”，而是涉及多个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互动。
1、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渗透。语言学中“共时性”和“历时性”代表着对系统的观察研究的两个不同方向。“@上海发布”和“澎湃新闻”所代表的政府发布、媒体报道构成的系统，可以分别从共时性、历时性的角度加以分析。
图2“@上海发布”和“澎湃新闻”的报道主题
共时分析：各司其职，各有侧重。踩踏事件发生后，“@上海发布”和“澎湃新闻”围绕各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在“政府发布—媒体报道”系统中形成了相应的共时并存关系，承担了各自的任务。由“@上海发布”提供官方统计的最新数据、传达政府部门的工作部署，而“澎湃新闻”则根据这些内容，或者直接引用，或者选取特定角度进一步挖掘，或者跳过“@上海发布”直接与消息源建立联系、获取信息。此外，“@上海发布”、“澎湃新闻”都是随着事件进展不断滚动报道的，在“政府发布-媒体报道”系统中，那些历史演变性的因素、过去的因素最终以“新闻背景”的形式出现，服从并服务于这个共时并存的系统。
历时分析：此起彼伏的双重变奏。“@上海发布”和“澎湃新闻”以不断地更新报道推动着“政府发布-媒体报道”这个系统的有机运动，直到最终还原全部事实真相。如图4所示，“@上海发布”和“澎湃新闻”该阶段报道存在一个最初的密集报道到后来的逐渐减少，直到21日集中反弹的过程，从1日到4日以“澎湃新闻”更为活跃，5日到21日以“@上海发布”更为活跃。就1月1日来说，“@上海发布”从凌晨4时01分起至22时25分连续发布工作部署、伤亡确认、抢救伤员等消息；而“澎湃新闻”则于稍晚的5时01分发布了第一篇报道，介绍了“家属在医院紧急登记寻人信息”的情况，此后除了传递“@上海发布”的最新情况之外，还以各种“现场还原”报道填补时间上的“空档”。事件发展到后期，有价值的新闻材料被“吃干榨尽”之后，“澎湃新闻”报道数量急剧减少，这时“@上海发布”就承担起发布“抢救伤员”最新进展的任务，以“已有”、“又有”多少名伤者出院的固定格式，在固定时间发布消息。
2、精准传递和温度表达的结合。面对重大的突发事件，政府新闻发布被期待以“解决问题”式的思维，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去发布权威的消息；媒体的报道则运用新闻手段接近事实真相，推动问题的妥善处理。就遇难者情况而言，“@上海发布”公开了公安局统计的数字、名单和其他信息，“澎湃新闻”以此为线索，通过新闻特写的方式，还原数字之下原本鲜活的生命，赋予新闻报道强烈的感染力，引起社会舆论对事件的广泛关注，推动善后、调查、问责等工作的落实；就抢救伤员来说，“@上海发布”引用市卫生计生委的最新数据，通报当前的救治情况，而“澎湃新闻”同样以新闻特写的形式，记录了医生、护士们在踩踏事件期间的工作状态和心理活动，从情感上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化解群众与相关部门潜在的对立情绪。这种信息上的“精准传递”与“温度表达”结合起来，加强了信息传播的有效性。
四、存在的不足及提升路径
综上所述，“@上海发布”、“澎湃新闻”在上海踩踏事件中均有不俗表现，两者的互动也较为主动默契。下文从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提出存在的不足及提升路径，以供借鉴。
1、宏观的制度设计有待完善。在踩踏事件的善后过程中，“@上海发布”与“澎湃新闻”的互动呈现出一种自发的临场反应，而没有更多地体现为在制度化顶层设计下的自觉实现：
应进一步疏通信息反馈机制。踩踏事件之后的信息发布过程中，微博用户围绕“@上海发布”的最新发布内容进行了留言，表达不安、质疑、焦虑等负面情绪。诸如“领导跨年夜公款吃喝”、“遇难人数不会超过35人”等，但较长时间内“@上海发布”上未给予正面回复，而是“放任”负面情绪蔓延升级。对于政府来说，其组织内部的信息网络和外部的媒体是信息反馈的主要渠道，政府新闻部门要进行综合分析，形成意见，使之成为决策部门采取对策、发布或修改政令的重要依据。当然，“反馈”的过程还应该包括媒体和公众对政府回应的反应的“再反馈”。
应进一步健全应急反应机制。踩踏事件发生后互动系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自发、无序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其内部建立并完善一套更完整的应急反应机制，制定框架性的“预案”，在危机来临时，及时反应、立即启动，并随着事态发展而不断跟进、调整。一方面，政府要建立更加高效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协调各个部门根据各自所涉及的公共事务，针对危机事件，及早准备相应的新闻发布资料，同时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协作关系，研判媒体关注的“兴奋点”；另一方面，媒体也要规范自身的新闻生产流程，由后方编辑部负责报道宏观的调控策划和背景资料的搜集整合，前方记者则根据后方指挥，负责信息挖掘采集、对相关人物和事件进行有针对性的采访，前后联动，发挥新闻的积极作用。
2、实践过程中默契配合不足。根据上文的描述，作为一个完整的互动系统，“政府发布-媒体报道”在整个新闻事件的进程中以各自的方式发挥了作用。然而，从实践过程中来看，媒体对政府来说不只是“传声筒”与“放大器”，抑或是成为放任自流的“持不同政见者”，其报道内容亟待进行有效的规范；政府对媒体来说不只是个权威的消息来源，更应是一个被监督问责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的默契配合还远远不够。
一是政府应善用全方位的新闻发布。“@上海发布”以其互联网特性，能够在第一时间将事件的最新情况传递出去，然而它在回应网民关切方面却显得不够积极，在舆论“初露端倪”的时候未能尽早予以引导。应该说，只有根据现实需要，在特定阶段就特定的问题以特定的方式进行新闻发布，才能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二是媒体应更好履行舆论监督职能。在踩踏事件的报道中，“澎湃新闻”的众多报道主题中唯独缺失了“监督问责”这项，甚至可以说，“澎湃新闻”在这方面基本无所作为，仅仅只是扮演政府部门传声筒的角色。当网络上流传“区领导跨年夜公款吃喝”的说法时，“@上海发布”在1月14日发了一条市纪委对此事的回应，而“澎湃新闻”直到在1月21日都未进行过正面的报道。财新网、凤凰网等媒体就事件发生前场地变化通知不到位、事件发生时人流失控等问题采写了新闻报道，而“澎湃新闻”则对此或保持沉默，或仅仅是点到为止。根据事件调查报告，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领导的管理失责问题在新闻发布会召开之前并没有被给予及时和充分的关注，“澎湃新闻”仅在之后的报道中只是通过引述市领导表态替代了媒体应有的舆论监督。
三是政府、媒体在危机传播中都要强化议题管理意识。观察发现，政府部门根据媒体报道设置议题的意识和能力较弱，政府和媒体间的自觉策应也不够充分。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议题，如“区领导跨年夜公款吃喝”、“遇难人数不会超过35人”等议题在政府的新闻发布中并未得到更好地引导。当然，后者涉及对此事件的定性问题，与整个事件的复杂性、调查过程的科学性等因素有关。另外，“人流聚集”、“地点变换通知不及时”等议题都曾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被媒体大规模报道，而政府部门在这些问题发生的过程中都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发布权威信息澄清、解释，导致负面的舆情在一定程度内激化。由此观之，政府对突发事件的议题管理要在事前、事中、事后一直发挥作用。
* 作者系我校新闻学院2013级新闻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闻理论
专家点评：文章的选题较新，紧跟时事。研究的切入点找的比较准，理论框架也适用于这个研究问题，整体来说都比较符合一篇社会科学论文的规范。
——顾洁（华体会娱乐场 电视学院副教授，新媒体编辑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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