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洋为中用”观念下的艺术史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50年代中叶，在建设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民主气氛下，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发展文艺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又指出：这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不过，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双百”方针受到了干扰，出现了历史性偏颇。
1964年，毛泽东又给当时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发展方针。其时正值“革命现代京剧”观摩会演期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一封群众来信上的批示，意思是要有批判地吸收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其中，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两层意思。但是，“用”并非无原则的照搬，要有批判地选择。
毛泽东青年时代受到过新文化运动和他的老师徐特立的影响，对待文化，向来主张“古今中外法”。他在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曾经指出：新文化时期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和“全盘西化论”都是错误的。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学”属于基础理论，中外一致，不应该分中西。既要有历史的视野，又要有国际的视野。
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并没有强调“国际化”，这可以联系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理解。当时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国内“革命现代京剧”会演，正值“文革”前夕。社会上也已出现了强调阶级的倾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是腐朽、没落、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化;苏联关于“人性”的文艺理论是修正主义文化，都是不健康的(比如入学不久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给毛泽东写的信中的认识)。于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了特定含义———强调“革命的批判精神”、强调“无产阶级文艺”。在这个前提下，“今”和“中”被形而上学地解释为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当今政治”，在执行中出现偏颇。
新中国建立后，“双百”方针带来的文艺形势，在总体上成果斐然。但是从“大跃进”到60年代，也出现了不实事求是的自我膨胀。
例如，60年代，我国出现了斯坦尼、布莱希特、梅兰芳代表“世界三大戏剧体系”的说法。这种说法很能满足中国学界的爱国心和自尊心，流传甚广。但倘若以“科学发展观”衡量，学理上不够缜密。戏剧是人类文明的共生现象，只是因社会文明的不同和文化积淀的不同，呈现为不同的形态。国际上曾有“两大戏剧表演体系”之说，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西方戏剧的表导演理论，即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为代表的、重在情感体验的表演理论，以及以布莱希特(1893—1956)为代表的、强调舞台表演的“间离”效果理论。所谓“两大戏剧表演体系”，并不包括古典戏剧(如古希腊戏剧、古印度戏剧)，也不包括近现代的东方戏剧(如南亚的印度，东亚的日本、中国以及东南亚的戏剧)。
20世纪东西方“两大阵营”的隔阂，使西方学者不了解具有千百年文化积淀的、始终活跃在舞台上的中国戏曲。至于演员表演，自梅兰芳在二三十年代几次走出国门，到日本、美国、苏联公演之后，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戏剧才逐渐为西方学者所认识，而且受到东洋、西洋业界与有识之士的赞赏，包括斯坦尼和布莱希特。
不过，梅兰芳尽管是杰出的京剧旦行表演艺术家，却并不侧重于表导演的理论研究。其舞台语言长期以来广泛流传于梨园行。如果要说“体系”的话，中国戏曲的表演理论需要经过系统地总结方成体系。梅兰芳只是传统京剧或中国戏曲表演的优秀代表。况且，古典戏剧、传统戏剧与近现代戏剧不是同一个界定，未必可以相提并论。因此，将中国的梅兰芳与专门从事现代戏剧表导演理论研究，而且在导演方面有个性化创造的苏俄斯坦尼、德国布莱希特鼎足为三，不甚严谨。
以国际视野看中国戏曲，张庚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的“总序”中提到，“世界上有三种古老的戏剧文化：一是希腊悲剧和戏剧，二是印度梵剧，三是中国戏曲。中国戏曲……一直继续到现在，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
这一说法十分严谨、实事求是，或可概括地称世界上的“三大古典戏剧”，而非笼统的“三大戏剧表演体系”。至于近现代的中国京剧，笔者赞同李瑞环同志在“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大会开幕词中的定位———它是“东方戏剧”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东西方文化艺术各有特色，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正如在美术领域，尽管西方油画有各种学派，但是中国的国画却独树一帜，难以被油画取代。在医药界，中药西药都是药，从而交融，但互相也难以全面取代。此外还有针灸、武术等。不可否认，艺术形态负载意识形态(包括历史的、时代的、地域的意识形态)，从特定的视角，可以鉴定具体作品的健康不健康、有害不有害。但是艺术形态(包括艺术流派)无法用简单的量化来确定第一、第二，也难以判定“艺术形态”的香花、毒草。
建国后文艺界的“双百”方针无疑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但建设的道路漫长而曲折，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同样值得用“科学发展观”来进行历史性的反思。
尽管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然而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政治压倒一切，以至在“反右”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中，形而上学的极左思潮一度遍及整个社会。
当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已带有形而上学味道。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四旧”更加典型。1966年8月，林彪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号召：“要破除资产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于是红卫兵“破四旧”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在群众运动式的红卫兵思潮中，除了强调政治、艺术的第一、第二以外，更简单地以“新”与“旧”作为标准。
意识形态的“四旧”(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以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为对立面，包括内容与形态。在“大民主”的、缺乏理性约束的“红卫兵运动”中，国画中的山水人物、花鸟虫鱼;西画中的人体模特儿;西洋的无标题音乐;东西方宫廷的民族歌舞等，都因为“非无产阶级”而成为被扫荡之列。随即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样板戏”一花独尊，塑造人物一律提倡“三突出”，这未免太过激、太绝对、太极端了，显然有碍于“双百”方针的正确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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