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化构成了现代国家价值形态建立的共同体的话，那么，文化的各个门类在价值形态建立上也是统一的共同体。如文学、报刊、杂志，出版、公共性艺术（新式舞台、剧场）、教育、公共事业、流行生活等。讲述中国现代文学，也要注意到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建立大文学史观。下面拟就两个方面做一些讨论。
一、现代文学与新闻报刊学的互动
应该说，新文化与新文学始于现代国家建立之初的“公共领域”。现代中国的价值形态建设包括了目前被称之为新闻传播学的各个学科，如新闻、广告、媒体等，都是公共领域中现代国家价值形态建设载体的共同体。文学史是现代报刊史的一部分，报刊史也是新文学（包含新的语言运动）的一个产品。两者的发生是同步，甚至是同源的。而且，一般来说是，先有报刊，后有新文学。
90年代以后, 现代文学史特别是其中的城市文学被看成是自晚清以来市民社会的一种形态, 加之李欧梵、王德威等域外学术力量对城市日常性、晚清现代性研究范式的推举,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概念遂被导入研究之中。在这方面,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 publics sphere) 理论开始较多地被研究者使用，特别是在报刊研究与城市文学研究中, 公共领域成为炙手可热的概念与方法。一种情形是: “公共领域”被视为近代以来中国报刊发源的基础, 同时, 报刊本身的栏目、话语、机制乃至受众, 也都被用以印证中国近代城市的“公共领域”之状况。另一种情形是, 自晚清以来上海等城市的所谓“公共领域”又被视为城市文学产生的契机。从晚清小说到新感觉派, 再到张爱玲等后期海派创作, 都被看作是与书局、小报、舞台剧、咖啡馆与舞厅一样的公共空间产物。可以说, “公共领域”已成为现代城市文学研究中与日常性、市民社会等并驾齐驱的主导概念。在将“公共领域”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域外学界以李欧梵的研究较为完备。在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和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等文章中, 李欧梵谈及中国的公共领域如何在晚清时代的上海产生, 以及经过民初、五四与30 年代“公共领域”变化的情况。其间, 李欧梵又引入本尼狄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将小说与报刊看作两大载体－作为互动概念, 论析了晚清知识分子开始依凭报纸、杂志、小说等印刷媒体空间展开文化政治批判。在这个空间中, 中国人最早开始了对民族国家的建构, 并通过报刊等媒体的传播, 使国民获得了最初的民族国家认同。由此看来, 公共领域不仅造成现代城市文学, 也造成了自晚清以来的现代文学的滥觞。
二、现代文学与近代史学的互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或教学与史学的互动，主要在于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公共领域”问题的认识。“公共领域”起初是从欧洲历史中抽象出来的, 既是一个经验的理想类型, 又是一个诉诸于现实批判的乌托邦解放模式。也就是说，“公共领域”带有明显的欧洲历史经验, 其源头可上溯到古希腊时代, 同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欧洲( 法国、德国、英国) 历史为背景, 带有欧洲的本土特征。就其历史的演进来说, 其前身是文学“公共领域”, 如洛可可风格的贵族沙龙的文学艺术讨论, 与咖啡馆、俱乐部一类, 尔后发展至整个社会。它并非指被政府与官方单方面制造和强加的所谓公共利益, 而是指以个人为信念基础, 以民间团体为决策主体的新型公共社区。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 不隶属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 且人们无明确的责任去服从它们。这一情形实际上有赖于市民社会建立的基础。它既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东西, 同时也是欧洲历史的特殊产物。既使在现代文明扩展到全球( 包括中国) 后, 也必然存在着特殊产物被“普遍化”之后与其他国家本土结合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 它也有在中国的特殊化过程。事实上, 哈贝马斯本人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 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序言中坦陈, 不能把“公共领域”这个概念与欧洲的特殊性隔离开, 也不能随意将其运用到其他历史语境中。
中国即使有“公共领域”, 其情形也与欧洲有较大不同。晚清在上海开始出现近代知识分子, 如郑观应、王韬、冯桂芬等人, 民间社团开始大量出现。另外, 日报、月报、周刊等工业时代的媒体也开始风行, 于是, 知识分子、社团、媒体构成了最早的进步力量。但是, 上述情况实际上是依托于上海19 世纪末开始出现的所谓上海势力的基础, 而上海势力则是包含了西方资本、中国官绅与地方商人的多元力量, 其头面人物是盛宣怀这一类有着官与商多重身份的人物。在多次历史事件中, 如庚子年东南互保, 其背后还有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背景。也就是说, 它包含了很多的中国因素。即使是海外学者如罗威廉与兰金, 通过对晚清汉口与浙江的地域研究, 也认为中国的公共空间并非哈贝马斯意义上的, 而是中国传统士绅社会的结果,不过又加入了商的成分, 即城市绅商社会。黄宗智则干脆提出另一个概念第三领域,即在国家权力与宗教社会之间以城市绅商为主体的结构场域。中国近代社会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延续，带有国家性质，并有着较多对国家事务的参与, 如赈灾、兴修水利, 乃至救火与地方军事保护等等, 也得到了国家的高度认可。从文学角度来说, 如果认为始于晚清的民族国家想象滥觞于报刊媒体的话, 那么, 结合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国家背景, 可以认为, 文学上的民族国家想象并非完全是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产物, 因为它的国家意志甚为明显。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的《新中国》、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 甚至陈天华的《狮子吼》, 都从重塑中国国家未来的世界地位构架新中国形象。甚至茅盾《子夜》对吴荪甫等人的激赏, 也有孙中山《建国方略》这种国家蓝图的因素。也就是说, 中国近代产生的国家想象的共同体, 绝非完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结果, 而是国家政治使然。
综上，可以认为，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都是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整体状况的一个侧面。对它的认识，离不开新闻传播学、史学等学科的参照。上面所谈，即以“公共领域”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时也说明，使用任何理论，都要建立于中国的本土立场与经验之上。否则，是搔不到痒处的。
（作者系我校研究生院副院长）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