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强大与政治文明的发展，在传播技术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推动下，中国大陆的政治传播研究可谓风生水起，多姿多彩。
说到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路向，2004年，我国香港学者何舟发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路向》一文，该文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主要的问题是：“政治正确”原则的限制，可操作中层理论的缺乏，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对话艰难等；在宏观层面上，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由于其核心是对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解构，所以不适宜对官方话语的研究；在组织层面上，利益集团的分离、离异，导致了传播的政治经济“拔河”模式；在个人层面上，由于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一些学者的研究在官方媒体和新媒体、自媒体之间游移和转换。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10年了，但是何舟的这些分析和结论似乎仍旧有效。当然，比起十年前，中国大陆的政治传播研究毕竟也与时俱进，有了很大的变化。
路向一：继续引进、评介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
这个路向显然已经日渐式微。过去那种成套的“译丛”已经不再出现了，厚重的专门性学术译著也鲜见了，只是国外学术论文的翻译与评介偶尔有之。应当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国人认为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不重要了，水平不高了。可能是如下因素使然：第一，西方与中国的政治传播所赖以产生和生存的政治体制、制度以及生态不同，决定了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在中国的有效性有限。第二，近几年，中国的崛起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反映了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第三，在中西政治有较大差异性的情况下，对于政治传播的研究，就会从过去那种比较依赖传播学的倾向向研究具体的政治生态转移。第四，西方传播学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没有什么新的理论出现，因而，再来引进、评介脱胎于政治学、依赖于传播学的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在当前的中国大陆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
路向二：直接“锲入”当下意识形态的建构与传播，以诠释、论证、解读当下意识形态为己任，把政治传播作为政治宣传来研究。
这个路向发展势头迅猛，队伍也比较庞大。突出表现在两个领域：第一，通过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当下的意识形态进行建构和传播，传播过程中的诠释、论证、解读，必然借用了新时期中西政治传播的理念和理论，因而多少也展现出这种路向的研究对政治传播理论的零散式贡献。第二，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领域的意识形态研究与教学队伍，对政治传播研究的涉入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掺入一些政治传播理念和理论，以期取得较好的传播和教育效果。另一种情况是，把政治传播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认为在当下中国大陆的政治传播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
应该看到，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是政治传播的重要内容，但是，任何时候意识形态的传播不能涵盖因而也不能完全取代政治传播。此外，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传播理论构建不是一回事。
路向三：针对当下政治传播的意识形态化，用更具普遍性以及更有效果的政治传播理论，来改革现有的政治宣传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
这个路向的特点是更多地彰显出对既有政治宣传模式的重构。这一路向试图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能真正对中国当下的政治传播实践有效指导的政治传播理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就着力于这个路向的研究，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传播研究具有一定的引领意义。
路向四：回归纯学术研究论域，超越特定的意识形态，对政治传播的一般性原理进行反思。
比如，将政治传播的基本范畴、内容理论、效果理论、基本原理等，重新置于学术场域进行严谨的学理性探索。这个路向试图剥离缠绕在政治传播理论上的中西意识形态尖锐对峙的外壳，努力构建出一种新形态的“政治传播学”。毫无疑问，这个路向的研究比较“淡定”，有更深远的意义和学术价值。但是，像哲学家康德所说，要想成为一种“学”，必须具备四个成熟的要件——研究对象、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就此而言，政治传播理论距离“学”还相差甚远。
理想的政治传播研究，应该是打破固有的传播学与政治学的学科壁垒，实现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但实际上，以上几种研究路向的学科视野和学术追求反映出，现实中还是存在或者仅从传播学视角研究政治传播，或者仅从政治学视角研究政治传播。总体上看，中国大陆近几年从传播学视野研究政治传播要多于从政治学视野研究政治传播。正因如此，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传播学的优势与劣势深深地烙印在政治传播的研究上。因此，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大陆的政治传播研究，似乎更加呼唤政治学的深度介入，我们期待这方面优秀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我校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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