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１９８９年您是如何走上学院领导岗位的？九年中的体会如何？
赵玉明：１９８９年走上学院领导岗位，原来也是没想到的。１９８８年冬天学院领导班子酝酿换届，当时全院的系处级干部，以及工会的代表，大概有一二百人一起开会推荐院领导人选。从不提名投票的结果中选出前三名，我是其中之一。经过民主评议、学院党委考核并经广电部批准，我于１９８９年３月起担任副院长。那时我５３岁，在当时来讲还是比较年轻的。
我的工作就是分管全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后来又加上年鉴和学院董事会的工作。我想作为一个双肩挑的干部，到了学院的领导岗位，跟在系里面临的情况又不太一样。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学院的领导干部，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什么都不放弃。所以我想应当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科研的管理上。如果说当系主任的时候管理和个人教学的比例是五比五的话，当院领导就要三七开，甚至二八开，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教学科研的管理上。因为毕竟是几千人的学院，教学科研让你管，在个人的教学科研上就要有所放弃。当时我是这样做的：第一就是教学不断线。本科生我就不教了，因为顾不过来了，所以我只教研究生。研究生就教一门课，新闻史。而且我只带一位研究生，一位研究生毕业了我再带第二位。这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属于著作、论文的评奖我还参加，因为我觉得著作、论文的评奖有助于教学科研的管理。但是广电节目、新闻作品等方面的评奖我就不参加了，同时谢绝一切校内外的短训班讲课任务。我觉得作为一个院领导应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管理上。
在学校领导岗位上的九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忙于日常的教学科研、行政事务工作，其间酸甜苦辣的体会，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但我常想前人有句话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庆祝建校５０年征文之际，我写了《几件实事的回忆》一文，回顾了在两届领导班子的几年间，在“班长”的主持和支持下，确实做成了几件对于学校建设长期有益的实事，如倡议建立和组织实施了“中央三台奖学（教）金”；促使《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工作走上正常运转的轨道；组建了首届学院董事会，筹措了近千万元基金，投入了“２１１工程”建设；推动设立了广电部的部级科研立项和部级科研奖，以及初步改变了学校图书馆图书经费紧缺的局面等，总算没有辜负广大师生对自己的信任和期盼。文中我还特意写了两件引以为憾、没有办成的“实事”，热切希望后来的有志之士积极促成，了却我的未遂心愿。其中一件是功败垂成的旨在奖励广电系统优秀播音员、主持人和播音教师的部级“齐越奖”；另一件是在中国记协主持的“韬奋新闻奖”评选中建议根据《评选办法》的规定，将优秀的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列入参评范围。为此，作为三届“韬奋新闻奖”的评委，我曾多次在评选会上呼吁，但终因多种原因，未能促成。
记者：从学校领导的岗位上退下来，这是您人生中的又一次转变，请问您是如何面对这次转变的呢？
赵玉明：一般离开领导岗位的年龄是６０岁，５９岁的时候我就提出“站好最后一班岗”，想早点儿退下来。是想趁着身体好，还可以做些教学科研的工作，行政这些工作最好是让更年轻的同志来做。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到
１９９８年２月换届有了适当人选时才退下来。从１９８９年３月到１９９８年２月，又是一个九年。这个转变我早有准备，不存在失落感，反而更充实了。因为原来在领导岗位上很多行政工作不得不做，下来以后则更能集中精力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因为工作需要我还没有退休，还在发挥余热。当前我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个是带好博士生，我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带博士生；第二个是继续担任《年鉴》主编，因为暂时没有适当人选，我也表示只干一届；第三个就是一些社会学术工作，其中包括广电史研委会会长。我在２００４年４月份又担任了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长。
此外，做新闻史研究还使我收获了友谊，我与一些老革命、老同志结成了忘年之交，像梅益、吴冷西、温济泽、周新武等同志。我们这些与历史打交道的人，应该把前一辈人的成果记载下来，尽量把它们挖掘出来变为财富，不要让它们埋没掉，因为今天的辉煌都是建立在这些成果基础上的。最近几年，我先后写了几篇缅怀他们的文章，还参与了《温济泽纪念文集》、《周新武同志纪念文集》和《梅益同志纪念文集》等书的组稿和编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