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美学的文学观
仲呈祥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文章，但那时还基本上处于即时即刻的文艺感悟阶段。仲呈祥对文艺思潮深入地、作真正意义上的全景式考察还是在新时期，尤其是师从朱寨和钟惦棐先生后，对中国当代文学思潮脉络才有了系统梳理和立体观照。他于1983年出版的《新中国文学纪事和重要著作年表》，就体现了他在那个时期对“十七年文学”梳理、甄别的基本功，同时又成了现在研究“1949-1966”文学史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此书弥足珍贵之处在于他将电影、电视剧、戏剧的创作纪事和理论研究著作归入其中，不但是对这些新兴文学形态的史料收集，也是对影视剧的文学属性的直接回答，体现了他兼容的学术胸怀和宏阔的学术视域。他指出，就人类文艺发展史而言，确是先有艺术（如岩画）而后有文学（文学乃语言的艺术）；但当今诸般艺术的基础，仍是文学。当然，承认影视剧的文学性，并未否定影视剧特有的表达方式和叙事策略；特别强调影视剧的文学性，只是针对当下影视剧技巧呈现有余而文学表达不足现象确实普遍存在而言。这些观点在他后来的理论文章中多有涉及。当下《文艺报》开展“戏剧性与文学性”的讨论，仲呈祥似乎在那时就已开始有了明确的理论主张。
毫无疑问，影视艺术学作为艺术学一门分支，相较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以及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艺术，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如果单靠所谓的符号学、现象学、影像技巧造就“影像奇观”等，影视美学势必割裂赖以生存的经过历史积淀的哲理真知。诚如仲呈祥所说：“我从实践中深知：欲通艺术学，文学是基础；离开了宏阔的人文背景的滋养和主体健全审美神经的锻造，弄艺术是难成气候的。”
影视美学的哲学观
在理论上，仲呈祥强调艺术美学和美育的一切创新，都根源于哲学思维方式的创新。他强调参透艺术哲学的重要性，坚持哲学对影视美学的贯穿性和穿透力，提倡辩证地将哲学、文艺美学作为影视艺术美学的理论支撑。他认为当下文艺美学进入了一种失去科学引领的“驳杂主义”境地，而此种表现的深层次原因是哲理思维的钝化、辩证思维的缺失。
那么，文艺美学特别是影视艺术美学应有的思维方式是什么？仲呈祥认为是辩证思维。他反对在哲理思维上陷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走极端的单向思维，“从过去一度把艺术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的极端，又走向把艺术笼统地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流行过的‘题材决定论’的极端，走向淡化乃至抹杀主旋律的‘题材无差别论’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盛行的‘高大全’式的伪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又走向‘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非英雄主义’创作时尚；从过去一度泛滥的忽视审美、艺术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极端，走向把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当作创作的最高美学追求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忽视受众视听感官的愉悦快感的极端，走向误把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快感当成精神上的美感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把‘人性’、‘人道主义’列为创作禁区的极端，走向生搬硬套资产阶级人性论、甚至以呈现‘人性恶深度’为‘审丑’能事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极端，走向违背历史唯物史观、赞美帝王将相历史作用和把才子佳人当成审美表现的主要对象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混淆历史思维与审美思维、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界限的极端，走向随意解构历史、戏说历史、消费历史、杜撰历史的另一极端……忽左忽右，忽东忽西，这便是思维上造成‘无标准’或‘标准混乱’的哲学根源。”认为需要吸收借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协和万邦”、“执其两端取法乎中”等兼容并包、辩证和谐的思维营养，从哲学层面上彻底摒弃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方式，代之以科学发展观所坚持的全面、辩证、发展的思维方式，从而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按美的规律和方式”进行艺术创作、鉴赏和批评。
2002年， 仲呈祥率中国文联代表团访问莫扎特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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