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借鉴与反思
中国的报业改革也同样重视报网互动，但大多数的报网互动形式或者是将报纸的纸质版内容简单移植到网页上，或者是将网页与报纸本身脱离，将网页呈现为类似于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的形式。而在智能手机逐渐普及的时候，各大报社又集中开发APP将报纸内容再次移植到手机客户端，总而言之，报纸内容与互联网平台之间缺乏有机的互帮互助，反而出现了各自为战的局面。
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的改革则颇具新意，充分利用互联网而又不为迁就互联网而改变自身的特征。“开放编辑部”和聚焦网络热点的报纸内容制作改革理念不但使得报纸的内容完全脱胎于公众真正关心的话题，避免了以往报纸内容自说自话的局面，此外，对于重新树立“报道客观中立”的原则有着重要意义，在“开放编辑部”的操作模式下，报社编辑的态度将极大地妥协于公众的声音，虽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样的“报纸公众平台”绝非完全意义上的客观中立，但是这样的趋势和尝试是值得肯定的。
《卫报》和《金融时报》的改革经验对于中国报业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实践经验，但是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报业转型的现状。
首先，在中国社会化媒体用户的具体行为方面，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12 年中国网民社交网站应用研究报告》可知（见图2），虽然中国社会化媒体的用户活跃度较高，但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发布内容”和“交流互动”的程度却比较低，只有10.3%的用户每天分享和转发内容，13.3%的用户每天与好友互动并发表评论。这将极大地挫伤《卫报》和《金融时报》改革模式在中国报业应用的前景。《卫报》和《金融时报》所探索的改革之路是建立在网民积极讨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基础上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开放编辑部”才有可能实现。然而中国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用户发言意愿较低，而且由于“敏感词”等网络控制，网民的发言往往畏首畏尾。
其次，中国的传媒制度和媒介生态不同于英国。虽然绝大多数中国的报社都完成了转企改制，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分子，但在所有权方面仍是事业单位。中国报社的产权并不明晰。“一元体制、二元运行”的制度障碍是中国传媒改革的根本藩篱，而这一制度特征本身也往往造成媒体不思进取，甚至腐败寻租。
无论如何，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为中国的报业转型打开了眼界，丰富了报纸利用互联网的形式和成果。这对于电子媒介冲击下任何一个国家的报业转型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只不过在借鉴和应用这样的经验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一国的具体国情及其自身的媒介生态环境。
（作者系我校传播研究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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