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越来越成为现代人成长中密不可分的“拟态环境”。如果说鲍德里亚所谓的“电视就是世界”过于绝对的话，那么大众传播所提示的“拟态环境”，的确不仅对社会具有明显的控制能力，对受众有着潜移默化的“培养”作用，而且会对国家安全产生深刻长久的影响。尤其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和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情态下，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很多领域，都将越来越成为服务于国家安全的手段，国家安全既是一切的制高点，更是一切的落脚点。
“拟态环境”影响人的行为
约瑟夫·奈认为，当今世界思想的力量和新准则的传播更重于武器的力量，世界大国主要是通过“软力量”发挥作用，即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传播力，而不是强制力，其目的是使别人或别国信服地同意或接受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制度秩序，以达到他们所希望的行为效果。这种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方式，使其遵守由拥有巨大“软力量”的国家所主导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以“非暴力”的方式取得和维护霸权的途径。并且，这种“非暴力”的“软霸权”不仅越来越合法化，而且形式多样。覆盖面最广、渗透力最强、传播效率最高的现代大众传媒媒介，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已经成为“软力量”中的“软环境”，正在对国家安全、国际关系产生前所未有的作用。
“拟态环境”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决策建立在环境认知的基础上，传统社会里环境并不复杂；现代社会全球贸易、国际传播等带来“交往的革命”，人们必定依赖大众传播认知环境。而大众传播所提示的环境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为客观环境本身，而是环境的再现，或者叫信息环境，也即“拟态环境”。大众传播正是通过其营造的“拟态环境”对人们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
以电视历史剧为例，对于绝大多数受众来说，如果对《还珠格格》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尚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那么对《雍正王朝》就难以区分把握了。无论受众把它们当作娱乐，或认定为史实，他们都心甘情愿、潜移默化地受之影响，被它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培养”。也就是说这种“拟态环境”是制约人行为的重要因素，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因为大众往往把“拟态环境”当作客观环境来看待，并反作用现实环境。当然，表层现象的被模仿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人生理想、生活行为、生活方式等被复制、被追求。如韩国电视剧、日本电视剧、好莱坞影视中，对没有社会矛盾、没有失业下岗的富有社会的渲染，对家庭伦理、友爱亲情的描绘，让观众听到看到的是歌美、人美、画美，感受到的是情感美、生活方式美，最后产生对社会美、制度美的认同。因此大众传播是政治领域中不可小视的“选票”。这种“软环境”、“软力量”的厉害之处，正是借助电视娱乐性、消遣性、日常性、世俗性、家庭性、大众性，在看似合情合理的文化思想交流中实现价值观念的整合、思想信仰的移植、生活方式的嫁接。
再如，当下热播的美剧《暴君》，就是利用大众传播来粗放推广美式的民主政治的例证：《暴君》早在上映之前就因为与李安扑朔迷离的关系，使得中国观众注意到它。导航集给了我们足够的惊喜，主角巴萨姆和贾马尔是一个动荡中东国家的执政者。这对兄弟分明是两个极端，角色丰满，充满了内心的矛盾。加上独裁、暴政等背景，《暴君》充分展现了一部优良剧集的基础。可是随着剧情的展开，原本复杂的角色变得单一化了，巴萨姆代表的美式民主面对莱拉、塔里克等集权支持者，不断动摇着独裁统治的贾马尔，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直白地弘扬美国的价值观。其实纵观美国影视作品，内容是制毒贩毒也好、坑蒙拐骗也好，所有的背景、角色最终都会张扬标准的美国价值观。这种文化的输出确实潜移默化地改变着非美国地区对美国的认知。中国观众正在被这种美国影视的“拟态环境”所“培养”，渐渐开始根深蒂固地认同和向往美式文化、美式民主、美式政治。美国正在稳步实现“文化殖民”和“文化软环境”的培育。《暴君》就是通过大众传播“拟态环境”影响国家安全的又一例证，值得我们警醒。
文化的“培养”作用不容小视
“培养”理论认为，由于大众传播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出现很大的偏离。“主观现实”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不知不觉中制约、“培养”着人们的现实观。在国际传播中，能够对人们的世界观真正起到“培养”作用，进而对国际关系、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是那些与强势经济、强势政治紧密相连的强势文化。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西方强势文化对我们国家的威胁简单地归咎为“精神污染”，由此作出道德评判，如“色情暴力”、“不健康的情调”、“对青少年身心的精神污染”等。对强势文化进行道德上的质疑，从道德角度评判西方文化，说明还没有了解文化“培养”作用的真正危害。对大众传媒“培养”作用的辨别，比对暴力色情的抵制更困难，但也更有意义。强势文化恰恰是通过展示美好人生、文明生活、亲情伦理等，来“培养”一种国家信念、制度信仰、社会秩序的优势和正确，真正目的是通过文化的“培养”来实现其文化认同，进而达到经济扩张、政治同化的根本目的，也即强势文化最终是为其经济、政治目的服务。抵制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和“”培养，也是防范政治一体化的实际举措之一。
大众传播的影像性、真实性（伪真实性）、科技性，都使其获得了一种霸权性。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显然比据其改编的电视剧更为意蕴深刻，但原著诙谐幽默的笔法远不如声色电光的影像传播更易讨人喜欢。意蕴深刻没能改变小说远不如电视剧接受者更多的命运。可见，文化的媒介呈现形式之于传播效果的重要意义。
前不久，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引发了一场小型的文化论争。郭敬明的粉丝说，他是新生的物质一代的代言人。然而，许多批评人士猛烈抨击《小时代》是向消费主义致敬的内容贫乏之作，为中国年轻人树立了坏榜样。在一个苦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常常表现粗鲁的暴发户阶层集中出现的时代，这部电影触动了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敏感神经。《小时代》在激烈的辩论中赚取了大量的钞票，成了一个值得考量的文化现象。郭敬明极具形象意识，善于利用媒体。他经营着自己的出版公司，毫无保留地向人们展示自己在上海的豪华公寓和衣柜。在批评人士猛烈抨击《小时代》之后，他却得到众多知名官方媒体出人意料的大力支持。可见，《小时代》对其读者群和观众群的培养是成功的。它培养了一大批物质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消解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种“物质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强势传播，已经危及到国家安全和年轻族群的精神成长。
构建大众传播与国家安全理论
我国从事于文化安全、传播安全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主要有三个群体：一是来自国际关系学专业的学者，从国际关系学角度来研究国际文化关系问题；二是来自文艺学专业的学者，从文艺学角度来研究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消费文化扩张等问题；三是来自传播学专业的学者，从传播学角度来研究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等问题。这三个群体研究的角度、关注的现象不同，借用的西方理论也不同。国际关系学学者一度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软力量”进行阐释，文艺学学者主要是借用“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话语，而传播学学者更多关注的是信息与国家主权、媒介帝国主义、传播与全球化等问题。遗憾的是。他们常常互相隔膜。其实，这几种理论所探讨的问题实质上都是文化传播与国家安全问题。
透视大众传播提示的“拟态环境”与“软力量”的关系以及强势文化的“培养”作用，不仅为研究大众传播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方法，而且为国际关系研究、国家安全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可谓以文化的底蕴为研究基础，借助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面向国际关系的视野，获得国际政治的高度，为把握国际关系的发展、巩固国家安全和推动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科学的可供借鉴的依据，是国家安全研究和大众传播研究中独具特色的处于研究前沿的新方向、新视角。
我们应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综合性的大众传播与国家安全理论。这种理论既应该是具有国际政治与国家安全高度的大众传播理论，又应该是借鉴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研究成果与方法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三种甚至多种视野广度、理论高度的交叉融合。在广度中求高度是跨学科、多视角阐释大众传播与国家安全关系的根本目的。
从政治的高度看待“拟态环境”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从发展的高度看待大众传播所塑造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从长远的民族生存发展利益的角度看待大众传播的“培养”作用，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大众传播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中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是保障我国国家安全的“软手段”之一。
（作者隋岩系我校新闻学部电视学院教授，吴泽涛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综艺娱乐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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