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经济纷纷陷入经济危机后的萎靡与分身乏术之机，中国的GDP增速仍然保持着令世界震惊的7%；2013年，中国的GDP总量达到了9.24亿万美元，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如此体量惊人的经济实力，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追随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更值得关注的是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不够强、不够大，难以满足党和国家对于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要求，也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在国内市场，中国主流媒体面对互联网的冲击，已有四面楚歌之感；走出国门，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与大国经济地位很不对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显得意味深远了。
文化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媒体融合已是老生常谈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流露出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主流媒体发展的一种焦虑。在焦虑的背后，虽然对其的发展现状有所不满，但更多的是饱含期待，希望主流媒体通过人才队伍的建设、战略意识的确立，建立起开放、平等、互动的媒体平台，使之具有与中国的经济、国力水平相当的国际传播力，并不断满足劳动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但事实很严峻。媒体融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它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业界已经讨论了好多年了。在主流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可行性方面，《指导意见》的出台时机有点晚了，它已经失去了融合的最佳机会——约莫十年前互联网经营刚露尖尖角之时。事到如今再去融合腾讯、百度、阿里巴巴，传统媒体未免显得力不从心。
一方面，从媒体属性上来说，中国传媒的政治属性一直是凌驾于商品属性之上，有其独特的传媒体质。但是新兴媒体完全不同，它一开始就是在市场经济的自由土壤中野蛮生长，并且自出娘胎就带有资本运营上市吸金的印记。全然不同的成长环境和运营体质，造成新旧间媒体的深刻鸿沟，也给当下留下一个荆棘遍布的融合之路：如果力挺传统媒体融合新兴媒体，那么，中国的传媒集团具有吸纳腾讯、百度、阿里巴巴中的体量与经济实力吗？反过来，如果让互联网企业融合现有的传媒集团，这又和我们传媒性质中的官办媒体的政治属性相冲突，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悖论在业界或者学界都没有找到一个妥当的解决途径。
自有互联网出世以来，中国的传媒集团最大的过失就是没有抓住时机孕育出强大且具影响力的互联网媒体企业，事到如今只能处在被定义为“传统媒体”的尴尬地步。数年来很多主流媒体的经营者不是居安思危勇对挑战而是小富即安自娱自乐，管理者无知无畏无所作为，要么胡乱应对要么横蛮出牌。近年环境有变，国内的传媒领域尤其是广电体系依靠自身的技术积累及内容优势本来很有可能率先完成数字化而进入媒体融合的坦途，然而，遗憾的是顶层设计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全国大网空喊口号却无实操抓手，经营基层陷于兄弟相残厮杀不断而忽略了视频网站的勃起。我在言及中国报业转型的时候提出所谓四个转型必答题，也就是要有转型的顶层战略设计，要有腾挪跳跃的经营空间，要有一支懂技术懂经营的专业团队，还要有勇于创新容忍错误的媒体文化。直面四道必答题，合格者会有多少呢？
互联网新媒体定义模糊不清，管理混乱缺乏连贯
在互联网发展势头强劲的当下，互联网企业却陷入一个自我迷失的状态：互联网企业至今属性不清前途不明。社会上常说的“互联网媒体”或者“新兴媒体”其实是一个虚拟存在。因为那些靠搞信息起家的互联网企业至今仍然不是所谓的媒体正规军。没有执照，是所有担当新媒体功能的互联网企业难以为自己正名的根源。从互联网企业的名称上来判断，它们都是称其为数据公司、娱乐公司甚至电商等，从技术层面和经营层面来看，互联网企业巨头具备了足够的实力，然而，在宣传人才、编采团队还有媒介文化方面却是存在明显的短板，因而无法替代主流媒体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互联网企业的“媒体化”策略已经实施了近十年，但是，进步迟缓。为什么呢？其实关于新兴媒体称谓的混乱和职能的定义不清，直接反应出了媒体管理机构在这个方面主导意识混乱，管理执行迟缓以及产业政策不连贯。先天性的政策管理层面的浑浊不清，这恰恰就是如今新旧媒体难于融合的根本原因。
十多年前，当互联网处于发展期时，管理机构对于其媒体属性不予承认，不允许其有采访权、发稿权，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随着互联网的强大而受到动摇。管理机构对于我国的媒体框架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设计，对于媒体的发展脉络没有深入肌理的研究，这种“不关心、不了解”在互联网呈现出超预期的蓬勃发展之后，变成了恐慌不安，甚至对互联网企业采取了封堵措施。
在《指导意见》下达之后，互联网企业并没有出现欢欣鼓舞的迹象。为什么？很多的互联网企业高层表示，在探讨中国的媒体融合之前，更为迫切的是要打破互联网从企业到媒体的束缚。互联网企业目前所具有的媒体属性其实是民间社会给予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流媒体在社会生活方面的种种不足。互联网具有独特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但是，它们缺乏与其影响力和传播力相匹配的称谓。没有衣服裹体的互联网，又如何能有相应的地位参与媒体融合呢？更为讽刺的是，互联网虽然没有名分，但是有着超乎主流媒体的经济实力与受众影响力，种种因素的纷繁复杂更是大大加剧了媒体融合的纠结。
互联网如今所肩负的传媒责任，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传媒游击队”的范畴，这也反映出了作为官办的主流媒体在面对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没有尽责。以近期引发强烈社会反响的“微博反腐”事件为例，对于腐败的监督职能，实际上应该是主流媒体责无旁贷的监督责任，但是主流媒体如“钝刀割肉”，对其曝光挖掘不够深入、回应的速度迟缓，变相纵容了社会上的腐败风气。回击主流媒体的歌舞升平的，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没有专业体系的互联网愈演愈烈的“全民微博反腐”。
在中国的媒体融合之前，更为迫切和必要的动作是给互联网企业正名，让它们有一个与其传媒体量相适应的媒体名称，对其未来的发展制定出清晰明确的目标定位，并且有相应的管理机构针对其市场性的媒体生态量身定制管理规范。
融合其实是产业发展的永恒话题。产品融合继而产业融合最后导致产业政策的调整与创新。媒体融合也是这样，先是媒体的产品融合，继而是媒体技术的融合，接着就是产业之间的融合，这个过程自然会发生许多产业的碰撞和利益纠葛。在中国，情况会更加复杂，它所遭遇的不仅是产业融合发生的利益纠葛，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是，事业和产业的融合，行政事业与经营产业的碰撞，这个融合和碰撞过程早就发生了，而且，进展相当迂回曲折。早在二十年前笔者提出过“媒介产业化”概念，其实质所要解决的就是事业与产业融合的问题，然而，不得不承认，媒介的产业化与媒体融合的进展都不尽人意。就目前的状态而言，高层再度提及新旧媒体融合的话题，我以为理论很美好但事实仍很骨感。不过，笔者认为难解，不等于无解。纠结的媒体融合问题，会不会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就如三十年前开放改革产生了无数的独特创意一样，其中，最令世界瞩目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概念，它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逻辑起点，同样，这个理论也会影响到新旧媒体的融合过程。所以，在结束本文时不妨引用一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还是光明的。对于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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