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何苏六教授在中华新闻传播学术联盟第六届研究生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从纪录片话语权演进看中国社会变迁》的学术发言。何教授梳理了自1958年以来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史轨道，认为纪录片的发展同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很高的契合度。也可以说，纪录片是社会的晴雨表。
中国纪录片发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紧时松，基于政治事件、技术革新、社会思潮、政策性因素等等的影响，不同时期纪录片发展轨迹差异很大。从话语权的角度，何教授表示，将纪录片56年来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分别为政治化纪录片时期（1958-1977）、人文化纪录片时期 （1978-1992）、平民化纪录片时期（1993-1998）、社会化纪录片时期（1999-2009）和政治化产业纪录片时期（2010至今）。
在政治化纪录片时期，国家拥有绝对话语权，话语方式表现为统一的模式化宣教式，纪录片的写实意识很不够，主题主要是庆典、领袖人物、英雄人物。《收租院》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收租院》以四川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向农民收取田租为情节展开，再现了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诠释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思想与治国路线。这部作品在全国各地放映了8年时间，何教授说，没有任何一部作品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影响到中国社会几十年的价值取向。
同时，由于那时中西方处于明显的对立和隔绝状态，纪录片也被称为“装在盒子里的大使”，担负起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责任，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经常在凌晨2、3时审片，就是最好的说明。
第二个时期是人文化纪录片时期，媒体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表现出群体性、反思性、互动式的话语方式。《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这一时期的作品还表现出极大的全民性，《话说长江》的收视率达到了41-47%。对此何教授分析说，这是因为那时的人口流动性极低，人们的文化消费几乎为零，之前只能在文学作品中知晓的大江大河，现在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由此激发出人们极大的热情。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纪录片是唯一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产品。
第三个时期是平民化纪录片时期，业界精英平民意识主导话语权，表现出个人化、生活化、纪实性的话语方式。这一时期人们的观念有了很大变化，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是应该被尊重的。纪实的风格变成了压倒性的风潮，成为那些年唯一的话语方式和影像风格。何教授认为，从纪录片发展的本质看，这个时期纪录片的创作可以说是“正本清源”，纪录片回归到应有的真实的状态，但对纪实性的极力与片面推崇又会造成对其多样化的极大伤害。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生活空间》《远在北京的家》等，这些作品关注社会现实，尤其关注边缘的、乡村的人群，但游离于社会主流，缺少城市题材的作品。
第四个时期是社会化纪录片时期，多元因素主导话语权，表现为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的话语方式。这是一个大片佳作不断涌现的时代，《故宫》《大国崛起》等优秀作品深受社会关注和好评。与上一时期密切关注现实相反，这一时期的作品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多展现宏大的背景，以历史文化做主导，而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性很弱。在大潮之外，不乏特例，比如《我们的留学生活》，这部纪录片通过记录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艰苦奋斗足迹，表现出中国人善良、勤劳、宽容等美好品质，在日本播出后反响很好。
目前所处的是第五个时期，即政治化产业纪录片时期。2010年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纪录片发展进入以商业主导为模式的快速发展时期。政治和市场两元主导话语权，表现为多元化、互动式、融媒体话语方式，代表作有《舌尖上的中国》《走向海洋》等。政治和市场两元话语权带来了很多矛盾，主流媒体很难平衡社会责任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由此出现诸多乱象。但两元话语权也带来了纪录片发展的极大机遇。中央9套等纪录片频道的成立、卫视频道每日播30分钟纪录片的规定等政策性因素，为纪录片产业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由于目前中国纪录片的生产能力非常有限，庞大的需求使得纪录片的水准得不到保证，精品佳作不多。
何教授指出，从不同时期纪录片发展路径及其所展示的风格，可以看出纪录片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双向互动影响，比如第一阶段的国家、阶级意识，到第二阶段的民族、集体意识，到第三阶段的百姓、个人意识，再到后来的市场、政治意识。纪录片视角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对中国电视纪录片本体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作了注解和印证，从敬畏，到反思，到平视，再到审视。
电视纪录片不仅是社会现实的记录者，在一些特殊时期，它也可以通过媒体议程成为社会变革的引领者和推动者。这样的例证，在中国电视媒体50多年的历程中，虽然不多见，却不容忽视，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考察中国媒体和社会关系的一种典型文本。何教授最后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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