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广播学院第一期开学纪念
“一栋楼里”的大学生活
1959年，那时的北京广播学院还未搬迁至定福庄1号，而是位于现在中央电台旧址旁边的一栋灰色大楼内。一幢马蹄形的大灰楼，一层是食堂，二层和三层是教室，四层和五层是宿舍。最不可思议的是，运动场就建在房顶上。“那时候打排球、踢足球、跑步和跳绳都在房顶上进行，因为只有那一个运动场。”梁姗如说。
1959年是北京广播学院本科招生的第一年，梁姗如、胡永贵、姜平章等59级校友在这一年通过高考考入广播学院。当时全校有一千多名学生，设有新闻系、无线电系和外语系三个系。外语系主要教授小语种，很多学生都来自新华社或专业的外语学校，来到广院是为了学习第二外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外语系的历史上，曾经教授过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授课时完全没有文本参考，仅靠声音进行传播。类似的小语种专业不仅培养了对外广播的专业人才，同时也为国家选拔了外交方面的后备军。
设备调试
无线电系则教授广播的发射、收音机的原理和制作等无线电技术课程。梁姗如回忆说，有一次老师让他们班的学生自己分组并自己动手组装收音机，看着桌上满满一堆零件，谁也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我们组的收音机怎么也收不到音。”梁姗如老人笑着说。
当年的新闻系下设有电视摄影专业，起初共有50多人，在困难时期规模被压缩。由于国家财政困难，很多地方台都被迫下马，毕业分配工作时电视摄影班的很多学生都分配不掉，于是大部分学电视的毕业生被转入广播台当编辑，直到经济条件改善才被调回电视台工作。
新闻系第一个电视摄影班
在姜平章、胡永贵、梁姗如的记忆里，当年的广播学院每个班都有固定教室，学生们一般在教室里上晚自习，有几个广东来的学生，初次到北方，根本就不知道北京的冬天有多冷，坐上火车打着赤脚穿着短裤就来上学了，结果到了冬天连过冬的棉衣都没有，上晚自习冻得直哆嗦，“学校特别照顾同学们，马上统计有多少人没有棉衣棉被，然后发给他们。”
每个礼拜天的晚自习，所有学生还能围拢在一起看电视，就像现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一样。“当时学校也没有什么硬件设备，唯一比较好的就是每个班配一台电视机”，姜平章说，“这在北京高校是独一无二的，是我们广播学院得天独厚的优势。”当年的电视节目尽管没有如今这么丰富，但新闻节目、体育比赛和电视剧都有。那时候的电视剧和如今的话剧类似，演员在现场进行对唱，后头的背景就播放影像。
1959迎新晚会
名师云集的广院
1962年的一天，上课铃响了。胡永贵和同学一道走进教室准备上社会知识课。那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基本上无所不谈，无所不包。胡永贵坐定后，看见从教室外走进一个身宽体胖的中年男子，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鼻子上架着一副大镜框眼镜，目光温和而有神。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吴晗，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当年上课的具体内容胡永贵已很难回忆起来，“但他最后那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学习没有捷径，只有刻苦努力，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除了吴晗，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耿飚、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著名哲学家任继愈、经济学家许涤新等都为广院学子上过课，这些全中国一流的学术大师云集学校，而这一切，都要感谢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温济泽——原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教师。59级新闻系的学生都非常敬重这位老师，姜平章回忆说，“我和温老师可以说是忘年交，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他。我们很多同学都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温老师年轻时曾在南京进行革命工作，后被国民党抓捕，差点在雨花台被杀害，后来地下党把他救出带回了延安。温济泽成为了延安新华社口语广播部的负责人。当年温济泽和周恩来同志同属一个党小组，温济泽是党小组组长。“后来温济泽担任了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只有他出面才能请来那些著名学者为我们上课”胡永贵说。
当年广播学院还有一批年轻的教师，他们刚从大学毕业就被分配进入广播学院任教，算起来比学生大不了几岁。这其中就有我校赵玉明教授。1959年，他从人大新闻系毕业后就走上了教师岗位，他曾经谦逊地对59级的学生说，“你们是大学生，我们是小老师。”
受一批良师的影响，当年的广院学子刻苦学习，创建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了优秀的个人品质。很多同学周末都不出校门，而是待在图书馆看书。每天六点就起床刷牙洗脸，然后早读。当时学校很重视学生政治上的修养，1962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同学们得到消息，拿了凳子和垫子，半夜去新华书店门口排队，困了就在地上躺会儿。“那是信仰的力量。”胡永贵说。
对知识的尊敬与追求，对人的关怀与热爱，对信仰的忠诚与坚持，是当年的广院教师打进学生骨髓里的信条，终成为59级校友50年后念念不忘的回响。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3年秋，正是59级毕业生们刚刚离开校园的时候，他们满怀理想奔赴祖国各地，为新中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画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孙秀锦、樊保安、高蕴瑛等16人奔赴西北边疆乌鲁木齐。孙秀锦，作为当时常年奔波在天山南北少数民族农村牧区的女记者之一，回忆起1965年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记者站时的情景颇为感慨。那年初夏，孙秀锦被派到新源县巩乃斯高山夏牧场采访，“唉呀，那时候哈萨克族的向导和翻译比我还兴奋，他们说那是第一次见到女记者啊！”回想起草原牧场，孙秀锦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高山夏牧场风光旖旎，绿油油的牧草，五颜六色的野花，白色的毡房、羊群、马群，像彩云似的飘浮在草原上，使第一次策马而奔的她忘记了马背的颠簸与恐惧，只见向导和翻译不时向她伸出大拇指说：“加克斯！加克斯！”（哈萨克语“好”的意思）。
可到了晚上孙秀锦就发现，这一天的马背生活就已经把她的尾椎骨周围的皮都磨破了，血水把内裤粘连到皮肤上，疼痛难忍。她回到县委招待所写稿，只好站着写一会儿，跪在凳子上写一会儿。写出通讯《欢腾的夏牧场》。“用现代人的话说，那是苦、累、痛并快乐着。”孙秀锦总结道。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包括孙秀锦在内的59级毕业生们奔赴各地，开展自己的新闻采编事业，其中有成为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的张振华这样的新闻事业领导者，也有孙秀锦这样的在第一线的记者。当59级校友再次聚首母校时，当年的年轻人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伴随着共和国历史成长起来的他们，在今天的华体会娱乐场 的校园内仿佛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和岁月的安慰。作为中国广播事业的“黄埔一期”，曾经战斗在中国新闻广播事业发展的第一线，固然年轻不再，洗尽铅华，但他们的归来，仿佛重述了那句名言：“老兵不死”。如果一定要再加上一个注脚，希望他们的故事能静悄悄地徜徉在华体会娱乐场 校园中的白杨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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